晚上23:30，童之瑶懒散地趴在沙发上，连续看了三十多集短剧，她的眼皮开始打架，但睡意并没有袭来。脑海中却开始浮现出各种美食：烤肉、火锅、螺蛳粉、汉堡包等。她内心深处的“吃货”本能被激活，于是她打开外卖软件，快速下单了一份烤肉套餐，外加一份咖啡和蛋糕，消费总额达到256元。当她看到外卖骑手逐渐靠近时，突然觉得这个“吃货的冲动”似乎已经满足，她关上灯，带着满足感上床睡觉。最近，许多“虚拟外卖”应用悄然流行。这些平台仿佛真实的外卖服务，菜单、下单、付款、追踪骑手等一应俱全，打造出“假乱真的”体验。用户在这些平台点餐，享受下单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金钱交易，也没有真实的订单送达。这样一来，很多年轻人爱上了这样的APP：“想点多少就点，完全不需要担心优惠券、打包费和配送费，感觉超爽！”

认真想想，童之瑶算得上是那种对外卖高度依赖的年轻人。大学毕业后，她来到一座陌生的大城市，与男友合租了一套仅50多平的小公寓，租金则是1700元。由于厨房狭小，这对年轻情侣在里面做饭的时候，甚至需要腾出空间调整位置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俩都有点厨艺欠缺，男友仅会煮方便面，而她也只会做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、酸辣土豆丝之类的素菜，有时也就煮点挂面加些青菜和鸡蛋，“我们自己做的饭比寺庙里的斋饭还淡！”在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，童之瑶几乎没有自己做饭。早上，她在路边摊随便买个包子、炸串或煎饼，到了中午则打开外卖软件，轻松解决了午餐，根本不需要走出公司大门。

经过三年的工作，童之瑶和她男友的胃口已经被“快餐文化”所改变，愈加偏爱油腻、重口味的食物以及高糖、高奶油的饮品。高兴的时候，他们会叫一顿火锅庆祝，而心情不佳时则会点一份螺蛳粉来“解压”。清晨，她起床后就想喝一杯美式咖啡提神，到了下午又觉得乏味需要一杯奶茶，日子就这样在吃喝中匆匆而过。而这所有的消费，最终给他们的钱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每月光是外卖两人的开销就得1800元左右。尤其是在今年，外卖的优惠券越来越少，打包费用悄然上涨，配送费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很多商家更是将最低配送条件提高到了20元。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时候不得不多点几样，导致一次午餐的费用动不动就接近30元。“外卖真的越来越贵了。”

这种感觉并非童之瑶的错觉。今年三月份，中国新闻网曾提到，春节后外卖的价格明显上涨：起送费、打包费、配送费等都在增加。例如，肯德基从今年一月开始外送产品价格上涨0.8元，老乡鸡随心配的套餐价格则从20多元上涨到30元，几乎所有外卖的餐饮价格都较去年明显上升。业内专家表示，这次外卖涨价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：平台补贴减退、商家利润受压、骑手成本上升，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。难怪有人认为，外卖涨价是未来外卖行业竞争激烈后，消费者替平台偿还债务的现象。在外卖涨价和消费降级的双重夹击下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减少点外卖的频率。在社交平台上，“今天带饭第N天”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。童之瑶和男友也开始主动参与这个活动，每天跟着网络做饭的视频学习，努力做到荤素搭配，一个月的伙食费控制在1200元左右。对这对收入双双减少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压力，“虽然菜品味道还有提升空间，但确实省钱，且对健康也有所裨益。”尽管“外卖自由”逐渐远离生活，但他们的肠胃仍然会怀念那些重口味的美食。

深夜时，偶尔童之瑶打开外卖软件，看到那些美食与自己纠结是否下单，有时甚至忍不住流口水。她想：“并不是因为买不起外卖，只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延迟满足能力。”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强纳森·海德特在其著作《失控的焦虑世代》中提到，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使人长时间处于即时刺激和快速反馈中，大脑逐渐习惯了通过短视频和网购获得快感。下单外卖的乐趣，其实源于“手指轻点”的那种瞬间快感，然而这样的快乐越来越贵之后，如何能做到“无痛戒断”成为了大家的共同关切。虚拟下单外卖的体验，或许正好迎合了那些试图戒除外卖的年轻人心理，让他们有了一个释放食欲的途径。有研究显示，到2025年，56.3%的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。因此，许多年轻人选择“假装点外卖”，也正好契合了这一趋势。或许大家并不是真的感觉饿了，只是想要满足一下那种“想吃点什么”的小心情。在一些讨论虚拟外卖的帖文下，年轻人分享了他们的美食心路历程：“每次都想点一些东西，但下单后立刻就不饿了，真挺需要这样的软件。”随即，另一个用户回应：“我也是，虽然点外卖不觉得饿，但不点又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”看到这些评论，张艺忍不住笑了：“这太有同感了！其实很多时候点外卖并不是因为真饿，而是想解压。”张艺的工作看似光鲜亮丽，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在某创新中心栋楼中任职。